一个传统维族村落的现实观察

　　随着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其辖内的传统维族村落将遭遇商品经济的冲击，冲击会是全方位的

　　本刊记者/王维博 (发自喀什)

　　5月22日，喀什市浩罕乡党校召开干部村支书大会，传达刚刚闭幕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在这次会上，12村村支书艾尼瓦尔第一次听说了喀什要建经济特区的消息。

　　“主要是为了加速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渠道，用开放弥补市场不足，快速缩小贫富差距。”一位援疆干部如此说。

　　“城市越来越近，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虽然经济特区概念还很模糊，但艾尼瓦尔相信，离城市近了，总没有坏事。

　　“浩罕人”后裔？

　　12村的维文名字叫做“依西恰姆”，用汉语写是“依西强”。在浩罕乡，虽然各村都有各自的维文名字，但大家习惯编号，艾尼瓦尔是依西恰姆村的支部书记，乡上的干部就喊他12村村长，村民们彼此也用门牌号来称呼各家的院子。

　　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为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其他绿洲不同，喀什像是被沙漠挤到了最边缘。作为沙漠绿洲，这里的农业有着上千年历史，灌溉庄稼的水来自附近的喀什噶尔河，其上游克孜勒河则发源自900公里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意为“玉石之国”，但对12村来说，周边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与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村庄一样，村民们平时务农。村子有3000多口人，这在内地也是一个大村。

　　虽然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村庄如同隔绝的世界，掩映在小块的麦田与高大的胡杨树之间，每家的耕地面积不大，都用半人高的土墙精心圈起来。

　　似乎村庄是长在地里的，村庄之间很少有现成的路，孩子们习惯于穿过田埂路去上学，转过两块地，回头便看不到村庄。

　　在村民买买提江的印象中，除了几家外地打工的回来后把土墙改成了砖墙以外，多年来村子没有多大变化。1999年，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从村子西部穿过，也并未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土墙围隔之下，村民们生活得非常安静。村里只有一家小卖店，偶尔有卖塑料用品和羊肉的三轮车从村子里穿过，也不会大声叫卖。

　　研究喀什文化的学者刘学杰对村民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几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12村村民甚至还对汉族的耕种技术不甚了了。村民至今未习惯使用化肥和拖拉机。一年两季，春季种小麦，秋天播玉米，大多数年份里，这些作物收成欠佳，唯一丰产的是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

　　村里 90%以上人不懂汉语，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主要靠当地电视台的维语频道。大多数人对村子的历史同样并不知情。刘学杰曾用数年时间考证过浩罕乡的来历，“当地村民虽属维族，但大部分来自古代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

　　古代浩罕汗国农业和畜牧并重，以骁勇善骑闻名于世，有“四十回兵不如一安集延(浩罕人)”之称。

　　“古时的喀什地区，历来都是各种政治势力觊觎之地，浩罕国与喀什相邻，一直希望能占据喀什地区，清朝时期的阿古柏之乱，大小和卓叛乱等也大多与浩罕国有关。”刘学杰说。

　　1865年，浩罕人阿古柏带50名骑兵和10多名官员从浩罕抵达喀什，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并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占据当地长达13年之久。

　　1875年，清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西征大军入疆，湘军旌麾南指，阿古柏在新疆的据点很快被清除。1877年，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哲德沙尔汗国瓦解。

　　浩罕的军队走了，但在当地做生意的浩罕商人却留了下来，他们用最廉价又最珍贵的黄土，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乡村，并选择在远离城市的深巷里生活。数代人过后，这些浩罕人后裔变得与当地维族毫无二致。

　　不善农事的“80后”

　　与村里大多数“80后”一样，1984年出生的买买提江对田里的活并不在行。村里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六分地。买买提江一家三口人，两亩地，一亩种作物，一亩种果树。

　　“种田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买买提江说，结婚前几年，他也曾试着把自己家的水果和在当地收购的水果拿到更远的乌鲁木齐去卖。每年6月杏子熟，9月石榴、苹果熟，一年中买买提江大概去两趟乌市。

　　但最终，这项生意未能坚持下来。

　　买买提江不懂汉语，果品拿到乌鲁木齐，只能卖给当地的维族人，利润空间不大。干了两年，便坚持不下来了。

　　结婚之后，除了农田，买买提江的所有家当是15只羊和2头牛。“以前也养过鸽子，但都被猫儿吃掉了。”买买提江有些沮丧。

　　更让买买提江沮丧的是，去年11月份连下了十多天大雪，家里的20多棵无花果树全被冻死了。

　　无花果是多年生果树，即使补栽一两年内也无法挂果。买买提江估计，单这一项要减少1000多元，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买买提江说，他现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为地里的收成向真主祈祷。

　　阿布卡迪尔比买买提江更有闯劲些，结婚前，他曾去乌鲁木齐呆过两年，“倒外汇、贩干果、摆地摊，卖服饰头帕旧衣服，折腾过很多事。”

　　去年用赚的钱结了婚，现在阿布卡迪尔的任务是侍奉生病的父亲。

　　去年，在城市里做生意多年的父亲得了严重的高血压，渐渐的左半边身子也瘫痪了，遵从最小的儿子必须陪在老人身边的传统，阿布卡迪尔陪同父亲回到了村子。

　　父亲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3万多元医疗费，也只能报销5000多元。“生病后，老人对真主安拉越来越虔诚。”阿布卡迪尔说，以前生意忙，父亲抽不出时间天天做礼拜，现在家里来了客人，老人都要挣扎着起来和客人握手，嘴巴抖索着说“赛俩目”(阿拉伯语，意为“愿真主赐福于你”)。

　　每个周五，老人让儿子用小车推着去村里的清真寺做一次主麻。据阿布卡迪尔说，平时在家里，只要身体舒服，老人都会坚持做礼拜。

　　村里的“80后”至少还有100多个，大部分初中毕业就辍学，然后去外地闯荡，混得出来就留在外面，混不出来就只好回来种地。村支书艾尼瓦尔说，年轻人回来根本无法安心种地，村里又没有企业可安排就业，这样的年轻人最让各家头疼。

　　学校里的“新疆普通话”

　　村里小学在一片高大的杨树林背后，建于1959年，至今有12个班。校内是清一色的抗震房，墙外到处刷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破坏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民族团结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等红色大字夺人眼目。

　　当地官员和学校老师一致认为，学校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前沿，除了培养孩子爱国思想外，反对违法宗教活动也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对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来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没有专门的汉族老师，民族老师学不来标准的汉语，他担心将来学生讲的都是“新疆普通话”。

　　按规定，小学里维族老师必须通过汉语考试，专职汉语老师须要六级以上，一般老师至少要达到四级水平。

　　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教授汉语课，每周四节。三年级以上每周五节。但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学生听写还可以，开口表达很困难。

　　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每年都要向乡里申请专职汉语老师，去年总算是分来了一个。

　　新分来的老师叫热比故丽。事实上，这位只在大学才开始强化训练汉语的维族姑娘，汉语说得同样生硬。

　　即便如此，在学校里，热比故丽仍然是个“宝”，不仅带四五两个年级的汉语课，还负责辅导其他维族老师的汉语。

　　维族老师中，美术老师阿吉拜合提学习非常吃力，1963年出生的他经历过两次维文改革。传统维文是从右往左写，而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外文内容都是从左往右写，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别扭。1962年新疆自治区做过一次维文改革，尝试用拼音字母代替传统维文字母，改成从左向右写，但上世纪80年代初又恢复了老文字。

　　阿吉拜合提说，他小学时虽然学习的是新文字，但由于爱好维文书法，80年代改回老文字时，他成了为数不多的懂老文字的人。阿吉拜合提一边教孩子维文课，一边教其他老师学习老文字，大部分老师两三年才适应过来。

　　2004年，学校开始要求全体教师汉语水平过四级， 40多岁的阿吉再次成了“学生”，每个星期六都赶到学校复习汉语课，但由于年龄大了，他至今未能通过汉语四级。

　　老阿訇的担忧

　　阿布里米提老人的家与其他农户一样，院子里搭着葡萄架，太阳暖烘烘地照在葡萄架上，在地上投着斑驳的树影。门前走廊两边是两个大炕，床上铺的毡子千疮百孔，已经没有整齐边缘。南疆夏天炎热少雨，很多农村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里睡觉。

　　1961年初中毕业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跟着当地的老阿訇学经。1977年老师去世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担任阿訇。1998年因带着6个村民在家里读经，违反了当时的宗教规定，阿布里米提被取消了阿訇资格。

　　现在的阿布里米提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去村里的小清真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包括礼拜前的清洁，生活中的秩序，父母、夫妻、邻里、朋友的关系，大到价值观、心理习俗、文学创作、建筑风格，小到婚姻、丧葬、饮食、礼仪和服饰都与《古兰经》有关，或从中演变而来，“做不好是无法进天堂的”。     

　　阿布里米提认为，古兰经和圣训要求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尊老爱幼，并从正当的渠道赚钱。这些都有利于乡村治理。

　　阿布里米提还说，神教导我们要互相像兄弟一样爱护，但现在人们的自私意识越来越浓，以前从果园出来的水果，经常有人分给病者和穷人，现在生活好了，反而自私了。令他担心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偷偷地抽烟喝酒，而赌博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观念。

　　尽管村里的宗教气氛已经淡化，但清真寺里年轻的阿訇仍旧每天清晨发出“安斯拉卜——哈依乌木比乃——纳吾来——”的召唤，用平缓、深沉的声音唤醒村民。清真寺不大，只有一个农户家的规模，一个经堂，一个小院。礼拜殿的电子钟，永远显示的是麦加时间。

　　像买买提江这样的年轻人也会早早过来，在门口的席子上默默脱掉鞋子，走进殿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7·5”闹事者现况

　　与回村照顾老人的阿布卡迪尔不同，比他小的年轻人则不愿回来。

　　6组53号的艾尼巴乌东今年18岁，身为长子的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帮父亲种地。

　　如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两年之后，2008年6月，在帮父亲收完小麦之后，艾尼巴乌东去投奔了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叔叔。

　　在乌鲁木齐，艾尼巴乌东吃住都在叔叔家，和堂弟一起开始了学徒生活。平时叔叔负责从内地拿货，他们两个负责看店。“平时哪儿也不去。”艾尼巴乌东说，每天收摊之后，除了去二道桥附近的夜市逛逛，就是回家看电视，“大城市虽然让人新奇，却很陌生”。

　　主要工作是学习和汉族人做生意，认识布料，熟记价格并讨价还价。艾尼巴乌东说，村里像他一样的学徒有几十个，大部分吃住在亲戚家，开始是帮忙，没有工钱，等一两年学成之后，师傅则会送一个铺面给徒弟“另立门户”。

　　艾尼巴乌东并没有“学成”。2009年“7·5”当天，艾尼巴乌东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当时我正在热比娅大厦前，看见很多维族年轻人喊着口号游行，就加入进去了”。

　　据艾尼巴乌东回忆说，他后来感觉情况不对劲，有人开始打砸路边的店铺，还没等反应过来，他被三四个警察按在地上。

　　一个月之后，艾尼巴乌东被送回了喀什。在拘留所待了两个月后，村支书艾尼瓦尔把他接回村子。除了在家里劳动不得外出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周五还要到乡“法律服务所”接受学习。

　　在艾尼瓦尔看来，村里年轻人很欠缺法律知识。全村里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100多个，正是这帮半大“巴郎子”(男孩子)让人头疼，去年全乡参加“7·5”的年轻人一共有20个，16个在12村，包括一个被判死刑的年轻人。

　　维护稳定与发展新局

　　由于艾尼巴乌东短期内不能再外出打工，父亲便带着另一个儿子去了乌鲁木齐。除了农活全揽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天还帮村里卖干果的当装卸工，虽然一天只有30多元工钱，但在村支书艾尼瓦尔的眼里，这比以前进步多了。

　　“7·5”之后，艾尼瓦尔的工作更加繁忙，为了保证基层稳定，全乡组成812个“十户联防小组”，实行联防小组、村小组、村委会，三级联防。

　　外来人员要办暂住证，平时村民家来客，凡是留下来过夜的，同样要到村里登记。

　　即使是这样，艾尼瓦尔还是怕出乱子，每天一早一晚带着村委会的人在全村巡逻。“村里有413人出去打工。”艾尼瓦尔说，每家的情况都得摸清楚。

　　60多岁的赛买提是村里5组的一个“联防小组长”，他的工作就是及时汇报小组内出现的异常情况。为此获得的报酬是“村里一年发50元钱和两袋面”。

　　浩罕乡政法委书记库来西·亚生介绍说，基层维稳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每个村委会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情报人员，每周向乡“稳定办”汇报工作。

　　按乡里的规定，村委会除了组织“7·5”涉案人员的“帮教”以外，还要密切关注陌生人来访及长期不在突然回来的本村人，并要及时上报乡政府。

　　相较于维稳的辛苦，即将成立的喀什经济特区令基层干部兴奋。喀什市只是一个县级市，设为特区后将连升两级，成为副省级城市，而随之涌来的投资项目，或许会落户到村里来。“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啊！”艾尼瓦尔兴奋地用双手抹着脸颊。  ★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